明朝代元立國以來，面臨著以北虜南倭為重點的邊防問題。“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故海防亦重”（[清]張廷玉：《明史》卷91《兵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2243頁），總體而言，嘉靖四十三年，戚繼光、俞大猷等率軍蕩平福建、廣東等地的倭寇，“倭患始息”（[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55《沿海倭亂》，中華書局1977年版，868頁），沿海地區已相對安定。但北虜問題可謂伴隨明王朝始終，明朝修筑長城并在沿線設置衛所、軍鎮，防御蒙古、女真等部。直至隆慶五年，明廷冊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對其弟、子侄和部下封授官職，規定貢期、貢額與貢道，重新開放互市。此后數十年間，蒙古諸部一直維持對明朝的臣屬關系，封貢持續不斷（陳梧桐、彭勇：《明史十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133-134頁）。萬歷中后期，建州女真崛起，明朝的防御重點轉向遼東。最終的歷史進程，是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推翻了明朝，但建州女真建立的清朝掃清南明與起義軍余部等勢力，統一了中國。

綜覽中國歷史，中原政權依托長城展開的對北方游牧民族的邊防史是一部政治史，涉及邊防策略、戰爭動員、后勤保障等諸多問題，于國力是極大考驗，也是一部社會生活史，邊防深刻影響著守邊軍士、普通民眾的生活。因此，從多重視角剖析明朝在九邊乃至整個沿邊、沿海的防御機制與效果是極為重要、極具學術價值的議題。《長城之外：北境與大明邊防：1368-1644》（下文簡稱《長城之外》）便是這樣的研究。

竇德士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地給出要解決的問題，問題意識鮮明。“在這276年中，明朝無時無刻不在設法防范其邊防所面臨的巨大威脅——來自內陸亞洲草原深處的‘騎射手’。對此，本書試圖說明的問題拋引如下：明朝，一個缺乏現代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前工業社會，是如何在跨度如此之長的時間里成功守衛其超過2700公里的北境防線的？”又在第一章續說北境防線漫長、自然環境復雜、民族眾多等特殊之處，“大明的防線總計超過1.1萬公里，其中還包括東南亞陸地邊防和太平洋海防，并非只有北境防線。不過客觀地講，北境之外有更多虎視眈眈的勢力，無時無刻不垂涎著中原的人力物力。從川藏交界的松潘衛，到遠達遼東、渤海灣的山海關，明朝的北境防線形成一張總長超過2700公里的巨大弧網。這一防線貫穿陡峭而不結冰的高山、沉積作用下形成的風積土所組成的圓丘、沙漠、草原和森林。在這一巨弧之外，居住著很多非漢族人。這些民族在明代常被籠統地稱為‘蕃’（又作‘番’‘土蕃’，藏族或與其相近的民族）、回族、土達（蒙古族的一個分支，亦作‘土韃’）、衛拉特蒙古（瓦剌）、韃靼和女真，這些稱呼一般僅是為了區分某些不同的族群。這些居住在北境防線周邊的人，對明朝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5頁）。繼而提出己見，“總的來說，在明朝享國276年間，這一防御體系基本上是發揮作用的。除去相當重大的失誤和若干噩夢般的潰敗外，明朝政府基本守住了這一防線”（5-6頁），書末又深化之，明王朝“并非全部亡于邊防體系的崩潰，而是其內生的、根源性的系統結構內部發生了災難性崩潰”（1000頁）。揆諸史實，明王朝威德兼施，北部邊境防御體系確實發揮了作用，竇德士的觀點中肯有據。

竇德士在序言中還解決了兩大問題。首先評述了西方學界關于中國“邊疆形態”、長城與邊防等問題的研究，提出“邊境長城只是其中（北境防線和國家安全）的一部分”之核心觀點，統攝全書討論。他指出托馬斯·J·巴菲爾德、莫里斯·羅薩比、謝欽·札奇斯欽與凡杰·西蒙斯等人的研究“關注點側重在草原本身，對中原的重視程度反而不夠”。拉鐵摩爾、林霨的研究似乎是竇德士關注的重點。早在1992年時，竇德士發表了關于林霨《長城：從歷史到神話》一書的書評，認為林霨提出的明朝修建長城主要出于“內部政治原因”“是最吸引人的結論”。該書繼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后首次認真審視中國北部邊疆，但前者關注的重點是區域人類生態環境，而非防御策略（John W. Dardess. Reviewed Work: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by Arthur Waldro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May 1992, Vol. 14, No. 2）。在《長城之外》中則認為《長城：從歷史到神話》“致力于關注中國悠久的歷史，但是，如果將其關注的邊境長城置于中原對草原世代侵襲的反應的大框架下，則可以發現，邊境長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回應卷首明朝“如何在跨度如此之長的時間里成功守衛其超過2700公里的北境防線”問題。“答案當然無法簡單地在軍事史、政治史、經濟史、火器發展史或長城修建史中得到，而要從一連串經年累月的事件敘述中去總結，從一系列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涉及為遲滯對中原永無休止的襲擾，消除事關存亡威脅的戰事、謀略、決策、行動的史實中去發現”，綜合軍事、政治、經濟等因素，綜合“我者”與“他者”視角，在明朝與蒙古、土魯番、女真等部落互動的過程中，整體與個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仔細檢視、整體性考察明代北部邊疆的國家安全問題。

其次將明朝“層出不窮的邊防安全事件”分為三個典型時期，明朝統治者民族觀、天下觀和國家觀的演變也可以此三個時期劃分，此種演變，影響著明王朝的防御方略。第一個典型時期是洪武元年到宣德十年，“這一時期，明朝皇帝掌控著全局”；第二個典型時期在正統十四年后，土木之變成為一大轉折點，此后直至隆慶五年，明朝逐漸由攻轉守；第三個典型時期始于隆慶五年明朝與俺答汗達成和解一事，但萬歷中后期，建州女真漸成大患，農民起義席卷中原，明王朝“竭力難支”，大廈傾圮。正文分為十四章，動態考察洪武至崇禎十四位皇帝（在位不滿一年的洪熙皇帝、在位四年的建文皇帝未在討論之列）在位期間明朝邊防政策的演變及相關細節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正統十四年以后直至隆慶五年，“皇帝難以恩澤天下，明朝逐漸轉向內斂并采取閉關鎖國政策，‘華夷之辨’的保守思想抬頭，漸次取代此前‘天下一家’的開放包容氛圍”。歷史證明，明朝民族政策在開明與封閉之間搖擺，對邊疆的經略越發有限和被動。但“取代這種‘天下’世界觀的，是一種更加趨近于‘大漢族主義’的世界觀，一種使中原與周邊走向隔絕的對立的‘堡壘姿態’”（192頁）之論，恐不能靜態觀之。仁宗、宣宗調整了北邊防御方式，采取積極的內斂防御策略，但明蒙雙方長期交戰對峙期間，沿邊貿易未曾中止。經明蒙雙方的不斷努力，隆慶年間，“明朝與草原方面的關系發生了徹底變化”（829頁），達成和議。明朝在不同時期有海禁，有局部閉關，但從未“鎖國”（萬明：《“隱蔽”變化中的明代中國與世界》，《光明日報》2020年06月24日16版），也沒有“與周邊走向隔絕”。“隆慶開關”之后，“一個以白銀為國際貿易結算方式的世界市場體系開始建立起來，而這個體系的中心在中國”（彭勇：《明代開辟傳統工商業發展新時代》，《人民論壇》2020年第17期）。歷史發展過程包含著必然性與偶然性，明清易代的內部因素擾動了中國自身的發展。

具體展開論述時，竇德士非常重視從國家制度的高度審視邊防問題，“明朝的邊防問題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問題。它要求國家機器能夠年復一年、月復一月，不間斷地動員有生力量，投入到邊防后勤補給中”（69頁），明朝高度成熟的國家制度尤其是文官集團政府維系著明王朝的有效運轉。以具體的例子來看，“土木堡之變是明代邊防建設迄今遭受的最嚴重的系統性沖擊”，但文官集團迅速做出反應，由郕王朱祁鎮監國，在明朝政府面臨嚴重危機的情況下，這一做法“存在嚴重的合法性問題”，但“無疑具有合理性”，于謙以兵部尚書領導北京保衛戰，最終使明王朝轉危為安（284-316頁）。正德皇帝在位時，“盡管明朝迎來如此‘任性’的皇帝，但強大的官僚體系及其中杰出的人才仍在發揮作用，出色地維系大明王朝的正常運轉”（565頁）。但國家制度一旦運行無序，無法消除內生性不利因素如黨爭時，帶給明朝的將是滅頂之災，如“年輕無能的天啟皇帝和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未能在頂層設計時給予有效訓示，致使朝野上下黨爭不斷，而彼時之官僚體系又無力從根本上消除黨爭帶來的影響。明廷一旦失去中央之權威，整個大明王朝便將陷入不可言喻的停止狀態”（1000頁）。

明繪長城圖

制度中個體的心態、能力的討論，有助于深化對明代以邊防為中心的各項制度運行實效的認識。皇帝是“國家權力結構的總樞紐，至于如何表現權威和地位，只是形式而已”（方志遠：《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40頁），其心態、能力對國家影響頗深。以嘉靖和隆慶父子為例，嘉靖皇帝“亟欲奮發有為，盡管他存在某些性格缺陷，如暴躁、易怒及多疑”（695頁），他對俺答汗請求互市之事持懷疑態度，如此種種，“明朝北境邊關軍民不得不為嘉靖皇帝的固執付出巨大代價”（813-817頁）。享國既短的隆慶皇帝在明朝歷史上扮演著何種角色？“由于迷信‘二龍不相見’的傳說，又非長子，因此隆慶皇帝即位前，甚少得到嘉靖皇帝的關愛”（829頁）。竇德士未再展開敘說，實際上，“獨特的境遇涵育出他（隆慶皇帝）獨特的性格和心態特征”，即位后“盡可能擺脫歷史的陳見，盡可能不受其牽累，擺出有志棄舊圖新的姿態，樹立起一個新的比較明智的形象”（韋慶遠：《隆慶皇帝大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4、129頁），推行一系列新政。竇德士這樣評價隆慶皇帝，“執政有種種局限，但彼時明朝君臣中，唯有其能決定與俺答汗和議之事。沒有他的欽定，和議恐怕要束之高閣”（833頁），這是符合歷史真實的，《明史》評價穆宗謂“許俺答封貢，減賦息民，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清]張廷玉：《明史》卷19《穆宗本紀》，258頁），學界業已指出，穆宗因“臨朝無所事事”受到后人批評，但正是在穆宗時，明朝北部邊防發生根本性轉變，明蒙之間實現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俺答封貢”，北邊進入了“無一矢之警”的相對和平時期（胡凡：《論明穆宗時期實現“俺答封貢”的歷史條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官員個人的能力與品質也很重要，“明朝的邊防安全，不唯有將士駐守拼殺，亦有賴于督撫、御史的適當參與，他們中的一些甚至還具備開闊、睿智、聰慧、果敢和正誠等令人稱羨的品質”（875頁）。以楊一清為例，“他總是著眼于現實問題，力主完善明軍的后勤供應和保障。明軍兩百多年的邊防，正因為有楊一清這樣兼具才智能干的官員的參與，才得以步履蹣跚地繼續維持運作”（766頁）。

在以明朝史料為主的研究條件下，重視綜合“我者”與“他者”視角思考問題。竇德士提出“我們對一系列事件的描述，都是從中原漢地的角度出發，而無法見諸異域史料。韃靼方面并無文書檔案流傳，因此我們只能認為，在對這一系列事件的描述中，他們是失語者”（96-97頁），雖限于史料，卻不乏從“他者”角度觀察歷史的意識。他從也先的視角解釋土木之變未對明朝釀成滅頂之災的原因，“對于也先的勢力而言，草原注定是他的最優選擇，而中原腹地更適合作為他剽掠物資的‘大倉庫’。正因如此，他與明朝長期以來相安無事，明皇室南渡的威脅也從未因他而出現的”（286頁）。在后文又提到，“明朝之所以能在長達兩個半世紀的時間里保衛其2700公里長的北境防線，起碼有如下兩大因素：一是韃靼人及其他掠奪者從未試圖真正逐鹿中原；二是明朝的防線從未同時在各個方位受到嚴峻挑戰”（792頁）。這是頗具啟發的觀點。

注意從歷史的細節出發思考問題，關注到邊防中的“人”。如正統十四年七月，瓦剌軍隊大規模南下，引發土木之變。“當時的明廷并不清楚是什么引起了瓦剌此次大規模入侵。從《明實錄》的字里行間可以推測，瓦剌此舉與其對明朝索取需求日益失衡的形勢（可能由人口增長造成的）有關。如前述，瓦剌對明朝的朝貢規模日漸增大，峰值時達三千人，而明朝卻不愿其使節大規模前來，時時加以限制。明廷所能提供的貿易量不足，使瓦剌方面日益不滿，而雙方缺乏相應的機制或機構來磋商解決這一外交、貿易矛盾，因而，由經濟而起的‘蝴蝶效應’，最終煽動了一場大型戰爭”（271頁）。從經濟角度解釋土木之變原因的研究成果已不鮮見（[美]牟復禮、[英]崔瑞德編，張書生、黃沫等譯，謝亮生校：《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355頁），竇德士的論述雖非新視角，卻是有意義的視角，是憑藉對史料的深刻把握形成的。“我們選擇從史料中的某場局部戰爭，某次補給缺失或某種指揮適當的細節出發，而非以一種宏大敘事的視角來看待這段歷史。那種宏大敘事的視角固然使我們看到了這一巨大保護罩長期發揮作用的一面，卻常忽略了卷涉其中的人所遭受的無盡痛苦”（30頁），在戰爭中被殺掠的雙方軍民人等（423、427頁）、設立榆林衛給沿邊民戶帶來的巨大負擔（654頁）等正是“這種無盡的痛苦”，如此種種，展示了明朝與北境諸族博弈過程的真實狀態，博弈過程中的“人”的真實狀態。

交戰對峙之外，竇德士認識到文化交互、貿易往來是明朝北境國防安全的組成部分，于國防安全是一把雙刃劍。以藏傳佛教在蒙古諸部的傳播為例，“在俺答汗的極力推崇下，草原社會開始出現了迥然不同的變化。華夷之分在模糊，藏地文化在傳播，文明的種子在大草原上撒播”，明朝官員也認識到俺答汗與藏傳佛教格魯派相結合對明朝邊防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時任內閣首輔張居正在《蕃夷求貢疏》中指出，“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答部下番夷悉皆離叛，勢甚窮蹙，遂托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843-856頁）。明朝雖然以儒家文化立國，但在文化上延續和發展了多元性特征，正確認識、合理運用多元文化力量，是明朝邊疆治理取得顯著成效的重要原因。竇德士還看到問題的另一面，萬歷時“蔡汝賢所推演的，是事態發展的一種頗具威脅的可能性。對明朝來說，俺答汗崇奉格魯派藏傳佛教也并非純粹好事。在明朝君臣的推測中，俺答汗借以建立一個依托藏傳佛教，兼容蒙、藏族人并同時控制其生存之地的大帝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855頁）。這一認識有其合理之處，雖然歷史證明，直至明亡這僅僅是一個需要防范的可能性事件。實際上，清朝在更大范圍上完成了這一任務，“努爾哈赤及其繼任者堅定不移地走上了滿漢合璧之路”（100頁），藏傳佛教很好地維系了滿、蒙、藏的關系，文化的進一步互動交融，有力推動了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穩固發展，中華一家與中華民族格局底定。

當然，竇德士有些觀點不盡合理。如第三章寫到，“但是，對于明朝勢力向黑龍江地區擴張的現象，我們又應如何看待呢？這僅僅是明朝盲目擴張而致的結果？抑或是出于對未知世界的某種好奇？又或明朝的某些霸權（A sense of global supremacy）象征？還是建立世界貿易的需要？”又將太監亦失哈上北海一事解釋為“這一（由太監領導的）行動看起來似乎是由皇帝本人親自授意的，這意味著它嚴格意義說屬于明皇室內部的行為。它既沒有與廷臣集議，也沒有任何公開布告天下的詔旨，看起來與明朝政府無涉”（188頁。原文為This activity being eunuch led meant it was a palace operation, bypassing discussion by the high offcials and avoiding any public declaration of purpose.“看起來與明朝政府無涉”應系譯者所加,“由太監領導的”為譯者漏譯）。在明朝國家權力結構下，皇帝與政府不能畫等號，宦官系統是國家權力的組成部分，強調“明皇室內部的行為”是怎樣的邏輯？“沒有與廷臣集議”是依據何種史料得出的結論？中國中原王朝對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的羈縻之治或直接管理由來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多次派人招諭東北各部，朱棣在黑龍江、烏蘇里江等流域廣大地區逐漸建立起一百三十多個衛所，并于永樂七年正式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以康旺為首任都指揮同知，宣宗宣德二年設都指揮使，由康旺升任（楊旸、袁閭琨、傅朗云：《明代奴兒干都司及其衛所研究》，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40、69-70頁），用“霸權”指代明朝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的統治失之偏頗。

最后想說的是，資料豐贍是本書的一大特點，然不免羅列史料之嫌。如第十章援引弘治《寧夏新志》中戶口、工商業、賦役等記載，說明“寧夏方面似乎完全能夠實現自給自足，甚至擺脫中原王朝控制，建立相對獨立的多民族政權。事實上，公元1038-1227年間，西夏王朝就在此立國。因此，安化王之反并非沒有經濟基礎。不過，在明朝，寧夏僅僅成為其北境防線中的一環，是應對河套和賀蘭山后之敵的橋頭堡。這里地處前線，時常有前來應援的明軍駐扎，加上偶爾歉收，明廷不斷向寧夏調遣客兵，并提供各類補助，以彌補其供應不足。此時的寧夏，已完全成為大明王朝的一部分”（594-598頁）。數千之言，似未很好地融入作者的敘述邏輯。

但終歸是瑕不掩瑜，正如譯后記中所言，“與傳統西方漢學奪人眼球的寫作手法不同，竇氏著作中大量援引了史料原文，這使得他的敘述顯得謹慎，結論亦下得有理有據，甚至稱其為廣涉明朝長城邊防文獻的匯編之作，亦不為過。故無論什么類型的讀者，觀之當有所裨益”。開卷有益，掩卷有思。